妙笔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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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二章 整肃下（第1页）

万历五年九月末，吏部尚书谭纶任内病故，年五十八。谭纶自幼饱览诗书，思维敏锐，智力过人，性格沉稳。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在台州知府任内练兵抵御倭寇，三战三捷，大振军威。

后来带领刘显、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屡败倭寇。先后提督两广军务、巡抚陕西、总督蓟辽，任兵部尚书。

谭纶是继胡宗宪之后朝廷最为知兵的文臣，可谓矫矫虎臣、腹心干城。万历五年张翰因阻挠变法而去职，谭纶被朱翊钧任命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

然而就任不到半年，竟然染疾去世，朱翊钧为之扼腕。和吕调阳等人商量过后，追赠其太子太保，定谥号“襄敏”。谭纶的去世，如断张居正一臂，在江陵的张居正听到谭子理去世的消息，为之痛惜。

万历五年十月初，接替谭纶为吏部尚书的李幼兹和度支部新任尚书郭朝宾上奏，请皇帝夺情张居正，待其三月假满，即回京师理事。

攫欝攫。经过皇帝先后两年出考题点明“真孝”，报纸一年多的宣传，朝廷上下都明白皇帝改“丁忧”制度的决心早定，加上此时朝野政治高压，夺情之议并未像原时空那般引起较大波澜。

说实话，对于皇帝改“丁忧”制度，朝廷上下官员心内都有些若有若无的窃喜，谁愿意因为父母之丧耽误三年？官场生涯又有几个三年？

万历五年十月戊子，彗星见于西南，光明大如盏，苍白色长数丈，繇尾箕越斗牛。原时空引起轩然大波的“星变”如期来到，这次星变和张居正的“夺情”搅在一起，引起了万历朝第一次大规模党争，也为大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之一。

后世被命名为15771的彗星，在经过数以百万年的旅程后，终于到达地球人可以观测的位置。此际的欧洲，丹麦科学家第谷布拉赫发现彗星是一种天体，且处于大气层之外。这一发现，为伽利略伽利雷“日心说”的发现又提供了一小块的素材，激发了那颗年轻而天才的大脑，促使他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天文学。

而在本时空此际的大明朝，望远镜的发明和普及才刚刚开始。因为政治的高压和白色恐怖的氛围，言官、御史此时近乎失声，关于“星变”稀稀拉拉的奏本，不过是虚应故事，向皇帝表示此时大明朝的纠错机制没有宕机，还在发挥作用。

至于这作用大言官们表示，这要看皇帝您的心情，您想大就大，想小就小。

这些奏本中，无人请皇帝修省，也无利用玄象示异，反倒是有口一词，要求皇帝下旨，“儆愓大小臣工其恪修职业，以图消弭。”大家纷纷表示，皇帝没错，错的是我们，我们还没有领会皇帝要大兴变法的精神实质，在工作中拖拖拉拉，才导致老天爷不高兴，派彗星来的。

在深宫中养腿的朱翊钧，曾指示侍从室从头梳理历史上所有彗星的记录，试图从逻辑上证明“彗星灾异说”的谬误，从而动摇“天命不可违”思想，为变法扫除思想上的障碍。然而很遗憾的是，这次“谬误证明”最终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侍从们以史料上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彗星这玩意的出现，大部分确实和灾异相关。

站在皇帝一方的侍从试图反证：灾异是一种常态，彗星是一种变量，两者重合并不意味着灾异和彗星有相关性，毕竟历史上好多次更大的灾异和亡国之兆并没有彗星作为呼应。

这不失为一条好的宣传路子，但驳倒这一论点也非常容易：谁规定“天”只用彗星这一种方式来示警的？地震、大水、异形的动植物，都是警告手段！

究其本质，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不过是对皇权无可奈何之下的约束手段。因为它从逻辑上的自洽，要推翻这一学说非得科学大成，且深入人心不可。

朱翊钧想利用历朝历代被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史官所作的记录，来证明彗星无关乎灾异，相当于拿史官的刀来削他们的把儿，简直缘木求鱼。

即使到了科学昌明二十一世纪，相信天人感应学说的还有不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各大灾异，已经穿越回大明的朱翊钧想起这个年份，心里面也照样嘀咕。

于是，深感任重道远的朱翊钧，只能约见朱载堉，向他提出关于彗星的一些设想，并让他组织皇家格物院的天文专家进行验证。

巘戅妙书苑i≈111≈115y≈111戅。另外，两京的报纸上，也出现了一些彗星和灾异之间的讨论文章，正反两方争论的不亦乐乎，对朱翊钧来说，不过聊胜于无罢了。

≈21434≈21437≈32≈22937≈20070≈33489≈32≈109≈105≈97≈111≈115≈104≈117≈121≈117≈97≈110≈46≈99≈111≈109≈32≈21434≈21437≈12290

彗星和张居正的夺情之议，并未引起政治上的动荡，不过是因为现在皇帝用刀子开了无双无人敢做杖马之鸣。

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的变法诏书在贯彻过程中就一帆风顺。相反，因为皇帝和张文明遇刺引发全国性的大案，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逮捕，以地主士绅为代表的基层统治阶层，很多成了无脑黑，连变法的内容都没搞清楚，就开始抵制变法政策的实施。

他们抵制的手段太多了，任何一项县政的实施，都离不开乡绅族老对本族的宣贯和带头，他们只要对县衙官员来一个集体的避而不见就能让一县之政大半停摆。

更别说，好多乡绅还通过本族子弟控制着县学，而县官要想完成“文治”考评，县学学生在士林中给出差评是县官不可承受之重。

万历五年的大逮捕，到十月底的时候，人数已经超过五万，近千豪绅因此破家。而他们的姻亲故旧，近乎能联络上全国小半以上的士绅。出于对锦衣卫乱兴大狱的抵制，变法在帝国基层的阻力极大很多地方官被上挤下压，死的心都有了。

万历五年的大明帝国，酝酿着变乱的激流，人心惶惶不知向何处去。

这些鼎沸的压力，一方面促使部分具有洞察力的思想家和学者在考虑国家的兴亡出路另一方面也激发全国性的大讨论皇帝的遇刺和张文明的死于非命不是秘密，伴随着两件事的各类八卦谣言，变法的内容也散布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当然，压力最大首当其冲的，还是以王通为首的锦衣卫。王通早已征得皇帝同意，将锦衣卫中、高层家眷按照自愿原则，换了身份搬离故土。他本人则搬入亲军都尉府，日夜指挥这太祖以来第一大案。

驻南京的锦衣卫同知杨俊卿，他的家却搬不了。排山倒海般的压力纷至沓来，让屡次亲自拷问董剑雄无果的杨俊卿终于明白杨家到了站队的时候了。

是秉承着和大多乡绅站在一起的立场，平反冤狱？还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以是否反对变法为准绳，消灭反对的声音？这是一个涉及家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而杨俊卿也终于看清楚，皇帝为什么没有像张居正一样，对于谋害张文明的幕后真凶有必得之心。张居正要报杀父之仇，当然复仇的对象越准确越好皇帝则要通过一南一北两个大案，将变法反对者从统治阶层剔除，并儆其余，因此张文明案的幕后真凶，不妨模糊些。

因此，帝国南方的锦衣卫在杨俊卿的指挥下，不停的顺藤摸瓜，要搞清张文明案的真相驻扎京师的锦衣卫指挥使王通，则命令各级锦衣卫收集反对变法者的名单大清洗近在眼前，杨家将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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